我国必须立即停止在核能发展上的“大跃进”，因为现今中国核规划的制定，根本未对核安全问题做出任何评估或具体分析。在中国工程院撰写的《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“核能卷”》中，甚而连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的名词都未出现。

还必须重新审定核安全标准，制定新的、符合中国国情、适应中国需要的核安全标准。“核安全”一词有两种含义，在英语里，Nuclear Safety和National Security 是有着严格区别的。我的粗浅理解是：Nuclear Safety只包括天灾，而National Security也包括人祸。我们追求的核安全，就不仅仅是Safety，而是要上升到Security，而我国仅限于核电站安全。其实，在核活动中，从原料的开采、制造、发电、处理、嬗变和储存中，都大量存在着安全问题。Nuclear Security一词更包含多方面内涵，既包括如何抗御敌方飞行物的袭击，也包括防卫恐怖分子的破坏、核材料的走私、核技术的无控制的转移等，以及其他涉及捍卫国家安全和保证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等重大问题。

在中国，还有一个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，即核电站的成本和效益。我国设计的核电站，其核安全所设标准其实是很低的；而且设计者对所设计的抗震标准往往讳莫如深，不予公布。原因在于，国家发改委要求核电站的发电成本不能超过石油发电成本的20%，太贵了，发改委就不予支持。据我所知，早年的设计，其设防标准约是6.5级；新设计的所谓“第三代”Ap1000型核电站也只定为7级。所以中国现在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，不仅无法抗御9级地震，连唐山大地震、汶川大地震也无法抗御。

核资源、核燃料循环、核电站、后处理、核嬗变和核废物处置，以及发电成本，这一系列的产业链要花多少钱，也不是很清楚。也许可以给出一个参考数字：“法国人曾开出200亿欧元的天价，而这仅仅是一个年处理能力800吨的厂”。由此可算出一个功率为100万千瓦核电站，如果使用寿命是60年，所分摊到的后处理厂的建造费用是6亿欧元。问题是这座后处理厂要应对的是超常强放射性的轰击。所有控制元件、传感器能持续运转的寿命均属未知数，而且人员不能靠近在线拆换已损坏的器件。

这里还未计入为建设一个后处理厂所必须付出的土地、基建、工资、环保、增值税等费用，所回收的仅是12公斤钚和1425吨的铀。现在国际上天然铀价格约是50美元/磅，由于有“核不扩散”，钚“被”抬到5500美元/克。简单测算一下，其产生的产值约是2.0亿美元。这只占引进的“后处理”工厂等全部支出中很小的一部分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铀棒燃烧后，剩余有极强放射性的核废料，如何妥善地处理、嬗变和储存，以保证其在长达几十万年内的储存期间，不致严重破坏人类居住环境的问题，这些也需列入成本。世界各国，包括我国均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遗留问题。一旦这一重大问题被真正提到议事日程，核能成本就将大幅增加。

中国高速发展核电站还有一个致命困难，中国将面临天然铀资源的严重短缺，尤其是可采储量的严重短缺。如果要实现2050年核电达到4亿千瓦以上的既定目标，那么中国将至少面临高达400万吨天然铀可采储量的短缺。而由国际机构对已有资料的统计，世界保有可采天然铀储量为550万吨，加上预测和推断铀资源约为1600万吨。2007年，天然铀资源现居世界第一的澳大利亚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，才找出124.3万吨的可采储量；而中国竟然希望在未来的30~50年间，依靠大力增加勘探力度，从“年不足60万米钻探工作量”，“提升为年钻探200万米”工作量，就能找出高达200万吨的天然铀资源的“可采储量”，这真是不可想象。所以，我们坚决呼吁必须设定我国核电发展的“天花板”。

作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